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实际获得赔偿的不足20%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表示：

   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改革列入最高法院第三个五年纲要
  “两会”结束近一个星期了，全国人大代表张立勇早已回到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，履行他的院长职责。可一打开他办公桌上的电脑，那份他在“两会”期间向全国人大提出的，对刑事被害人救助要尽快立法的建议书依然居于最醒目位置。

   张院长如此重视这份建议书并不难理解。去年，河南省各地、市、县财政一共拿出了800万元，使二三千刑事被害人得到救助，虽然这笔资金只救助了很少一部分刑事被害人。但今年这方面的资金还没有着落，张院长心里自然着急。

   其实，陷入这种焦虑的不仅仅是张立勇院长，面临这种困局的，全国也不仅仅是河南一个省。去年曾通过深入调研，对此最有发言权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、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(下称社法委)副主任万鄂湘，日前在接受《法制日报周末》记者专访时首次透露，为了能有效解决对刑事被害人的救助，破解这个多年来困绕全国司法系统的难题，最高院已经把它列入到《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》中。

   全国每年200万起案件被害人无法获得赔偿

   记者：你怎么想到要对“刑事被害人救助”这个问题进行调研？

   万鄂湘：我们从以人为本，保护人权，特别是被害人的权益保护这三个方面考虑到，对刑事被害人的救助，不是由法院自己来搞一个什么基金或制度，应该是建立国家层面的国家救助制度。因此，我们就确立了这样一个调研课题。

   记者：调研组由哪些人员组成，去了哪些省市？

   万鄂湘：由社法委与民革中央组成的联合调研组，在听取公安部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负责人的相关情况介绍后，于2008年5月17日至27日先后赴安徽、广东、云南三省开展了调研。全国人大副委员长、民革中央主席周铁农对此高度重视，亲自参加了在广东、云南两省的调研。

   记者：你们是通过哪种方式或途径进行调研，由此获得一手数据的？

   万鄂湘：每到一地，调研组与公、检、法、司等部门负责人、司法界的专家学者及基层法律工作者进行座谈，听取工作汇报、交流经验做法、探讨相关问题。

   记者：据河南省张立勇院长称，该省涉法涉诉案件里，有37%的刑事被害人没有得到应得的补偿。你调研时了解到的真实情况有这样严重么？万鄂湘：张院长说的一点都不错。自2001年起，全国每年刑事案件立案数高达400余万起，目前刑事案件的破案率在40%-50%，也就是说，每年至少有200万起案件不能进入刑事诉讼程序，这些群体庞大的被害人将无法从加害方获得赔偿。据统计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实际获得赔偿的不足20%，有的地方甚至不足10%。像近年来发生的马加爵案、邱兴华案、张君案、黄勇案等，被害人家属基本没有得到赔偿。

   记者：是什么原因使他们得不到赔偿？

   万鄂湘：在侦破的刑事案件中，有的因证据不足而不能批捕起诉，被害人难以获得赔偿；有的是进入审判程序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，往往因被告人无赔偿能力，法院判决成为“空判”，被害人还是得不到赔偿。

 四大认识误区导致救助工作成老大难

   记者：你认为是什么原因，影响了我国对刑事被害人救助这项工作的开展？

   万鄂湘：如果要追根溯源的话，应该是四个方面存在的一些认识误区所导致。即：重视被告人人权保护而忽视被害人合法权益；对信访工作重视接访而忽视源头治理；对刑事被害人的救助是社会责任，而非国家责任；执行难问题是否包括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这四个方面。

   记者：重视被告人人权保护而忽视被害人合法权益，这个误区是怎么形成的呢？

   万鄂湘：在传统诉讼结构中，相对于代表国家的检控方，被告人明显处于劣势地位，因此长期以来，关注的焦点都集中在保障被告人的人权上，忽视了对被害人即犯罪行为的直接承受者合法权益的保障。有时强调被告人的合法权益，是以牺牲被害人获取民事赔偿的机会为代价的。如司法机关在落实“疑罪从无”的原则时，充分体现了被告人权的尊重，可在另一方面，被害人却因此丧失了向加害人索赔的机会。

   记者：在对待信访工作这个方面，为何会出现重视接访而忽视源头治理这种情况？

   万鄂湘：原因出在对信访产生的源头缺乏研究、缺少应对措施。2005年，全国公安系统受理的信访案件，其中四分之一左右是刑事被害人要求侦破案件并获取赔偿的。2007年，全国检察机关受理的不服法院生效刑事裁判申诉案件3593件，其中被害人申诉的1342件，占37.4%。

   针对这种情况，公安部门建立信访专项救济基金，对生活困难的上访人予以救助，一批刑事类信访案件得以息诉罢访，收到一定的社会效果。可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“鼓励
访的作用。如广东傅明阳上访案中，省法院先后从业务经费中拨出45万元对其予以救济。

   如果由国家对被害人施以及时、适当的救助或补偿，让被害人在第一时间感受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，感受到来自国家的关爱和支持，有可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减少上访的数量，减轻接访工作的难度。

   记者：在你看来，对刑事被害人的救助，理所当然应该是国家责任？

   万鄂湘：如果公民因犯罪行为受到伤害而得不到救济和补偿，侦查机关和司法机关因能力所限和法律规定无法追究加害人的责任，或加害人没有能力履行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义务，国家就有责任予以补偿。社会救助只能是一种补充。

   记者：刑事附带民事案件，为何号称执行难中的“老大难”？

   万鄂湘：每年“两会”期间，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都会将此作为司法工作的重点问题提出，中央也下发了几个文件要求解决民事案件执行难问题。但是，长期以来，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执行难问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。这类案件执行难问题更多，执行率更低，有些地方甚至没有计入未执行案件的总数，以致成为了被遗忘的数据。
五条建议呼吁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

   记者：要迅速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，摆脱上述四大认识误区所导致的问题，你认为当务之急需要干什么？

   万鄂湘：在这次的政协会上，我们提出的五条破题建议中，第一条就是，呼吁尽快在国家层面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。

   记者：我国目前应该开展哪些立法工作？国外是否有可供借鉴的经验？

   万鄂湘：鉴于全国人大立法尚需时日，可以以行政条例、中央政策的形式先行确立救助制度，在全国范围内积极推进、全面展开救助工作，为这项制度尽快上升为国家法律积累经验。

   据我了解，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，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国家都相继建立了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，韩国和日本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建立了该项制度。

   记者：根据我国目前国情，在立法中，应如何确立救助范围和原则？

   万鄂湘：我认为，刑事被害人救助对象不宜过宽。

   救助要遵循四大原则。一是及